对于北京城的建筑规划得失我留意耳闻阅知过许多。最经典的事件就是建国初期梁思成上书中央要求原样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另外择地兴建新城行使首都政治行政经济等功能，这在国外是有过先例的例如巴黎。但是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原因是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只能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兴建新城市。于是旧的城墙被拆掉了，天安门前的广场及周围被重建了……等等，新的北京渐渐地替代老的北京。梁思成心有不甘不停寻找各种机会向上表达他的思路，最终让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一帮规划、古建专家在随后而来的各种运动中吃尽了苦头。

　　可能就在梁思成因此受到责难并被改造灵魂深处的同时，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没有去改动前政府留下的城区，而是在旁边建了一个新城。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的新城也难说现代，但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了老城。相对于北京，这是一个后例，而此时北京的城市规划趋向已经不可逆转了。

　　在2005年9月14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有一篇专题文章《寻找国家大道》，文中对梁思成的学生、现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进行了专访。他对于天安门广场的重建依然是耿耿于怀——无庸置疑他的老师当年也是如此。罗会长告诉记者，天安门广场原来是一个“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袭之，仍为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天街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留存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罗会长对此不无惋惜，并且对现在北京依然在旧城核心区求大求新求异的建筑规划取向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和无奈的心情。“90年代东方广场在建设前期就受到了强烈质疑与反对，当时好多老专家和院士联名上书反对建东方广场，但没有成功。”参与过联名上书的罗会长告诉记者，东方广场所占地本来是划拨给外交部盖办公大楼的，没想到变成了商业用地。相较之下，2000年国家大剧院所引发的争议更为炽烈。罗会长回忆，当时有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方案，但也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