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华侨城总裁办公桌上，已放着一份包括开发四川的松藩、珠海的唐家湾的策划方案。这家原来专注于在各地兴建大型游乐园及房地产的开发公司，也把目光瞄上古镇，它的区域规划负责人冯晖说，“还在筹划阶段，还在选址。”

　　而更多古镇的父母官们也试图仿效周庄，走上一条富裕的捷径。仅有3000人的周庄开发后，创造出5个亿的收入。

　　江西安义县旅游局局长刘枫的手机铃声是一则小广告：“美丽的安义有个美丽的古村，是你一年四季旅游的好去处。”

　　今年3月的一天，江西安义县委书记等三人来到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的办公室。在长谈两三个小时后，终于请动阮教授出山，包装规划安义。规划估计8月可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届时申请中国文化古村称号，目前已有一家香港公司投入7000万元打造古村。

　　有了“中国文化古村”称号，等于为自己贴上一条包赚不赔的护身符。因此，开发者们常常把申请文化村作为首选动作。

　　据统计，在全国有保护价值的古城镇大致有2800个，其中至少有2000个历史城镇因为不能受到保护正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

　　而到目前为止，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评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只有80个，只是其中的零头。

　　因申报的门槛很高，大部分想自我保护的古村镇，因资金问题不得不选择放弃。

　　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指出，省市政府应该出这笔钱。“但即使最有钱的浙江省，它至少有200个国宝级村落，一个村30万元，就需要6000万元，5年还要修缮一次，这么大一笔钱要掏出来，谁当省长都会发怵。”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说。

　　78岁的陈志华说：“现在破坏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只能到少数民族区，才有可能找到原生态的村落。”

　　致命的破坏主要来自于“拆旧建新”，很多地方是把古镇视为现代化的阻碍。

　　美国对历史遗产的保护相当重视，国家立法规定，拆除有2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就要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审批。在中国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化遗产部管理历史遗产，拆掉成百上千年的古建筑像用橡皮擦去铅笔字一样容易。

　　如果说“文革”时期，还只是破坏了古镇的文物、祠堂、庙宇，属于局部性破坏，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热潮给相当多的古村镇带来了毁灭性破坏。

　　20年以前，阮仪三路过山西，他发现太谷、介休、祁县、忻州这些地方有数百年历史的城镇，正被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无情地抹去。只有平遥拆得比人家慢———因为太穷，没钱拆！

　　阮仪三到处奔走上书，才从刀下救出平遥，让平遥成为全人类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

　　当年，阮仪三同样挺身保护了周庄，才避免了填河、拆桥、开路、造厂的开发性破坏。时过20年，破坏风潮并未因此而消失，“许多开发商只看到地皮值钱，没看到上面的房子值钱。”阮仪三说。

　　陈志华最近一次去浙江，他发现从宁波到温州200多公里的国道两侧，房子已连成一片，像在城里开车。但到了晚上却看不到几个窗子有灯。

　　在势如洪水的“迁旧建新”运动中，“开发古镇”只能成为古镇保护者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对于为人所诟病的开发过度的周庄，阮仪三无奈地说：“至少它的建筑群保存下来了。”

　　“钱赚了不少，但我们的老本没了”

　　在欧洲，如德国、法国等国家，那些最迷人的地方，依然是那些小镇。保护古老的小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管经济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于平静生活的向往，永远不会消失。

　　在中国，保护下来的古镇大部分也失去原有的韵味。周庄就是一个典型的开发过度的例子。

　　对周庄来说，只有0.4平方公里面积的古镇内，每天进入6000人左右的游客已经饱和，但现在最高竟然达到每天2万人。丽江、大理等地在节假日也是人满为患。“这些古城镇旅游管理部门一边常以门票收入来彼此炫耀攀比，一边又在为过分拥挤又没有恰当的控制人流的办法而苦恼。”阮仪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