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权坐车到昔阳，等车去大寨的时候，肚子饿了，我从那乱哄哄的集市摊贩中发现一个老人，其实我是发现他的水果摊上有零散的香蕉在卖，于是我从这个中国内陆的小县城的集市买了3只皮肤焦黄的热带水果。昔阳的街有一种土里土气的活力。我把香蕉吃完的时候，去大寨的车来了。

大寨的村门，阔大而缺乏美感

大寨成立人民公社时的牌子

　　这个在人们印象中的山沟里的村子，离县城不过10里之遥，交通并不是它以往贫困的根由。不过半个小时，那如雷贯耳近半个世纪的大寨就到了。我下了车，眼前的景物和我想象的大寨无法吻合。一条南高北低的街道，街道的两侧是一家挨一家的商店，这不像一个村落，而像一个内陆小城的街市。沿着这条路向南走几十米，就到了大寨的村口，这是一个朝北开的阔大的村门，格局上应该是个现代的过街楼建筑，可是门两旁的建筑都用灰色现代装饰板挡住了，它实用而缺少美感。走进大寨村门，两旁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农家饭店、旅游品小店，店门前的服务员热情而不过分地招揽着顾客。我看不到土地，因为脚下的地全被水泥砖铺满了，没有土地，没有绿色，这是一进大寨最初的感觉。大寨已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山村，它已经是一个旅游景点儿了。土地与村民的关系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大寨村志》上看出来：1998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5800万元，非农业产值占98％。农业的收获，实际上已变得可有可无，土地不再用来生长庄稼，它被用来生长另外一些东西。

　　“铁肩膀”梁便良的儿子儿媳现在是旅店老板

　　大寨的历史，似乎是对人类自私本性的一个反动，它的事实极其简单：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村五十几个劳动力组织起来，吃了许多苦头，在村外的荒沟中，打坝造地，或者把过去的劣质土地经过改造变成高产的良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计成本。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劣等生活年代，这种努力得到了收获。在物质丰收的同时，这些农民得到了巨大的政治荣誉。进入商品社会的今日，仍然可以看到政治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比如大寨的当家人郭凤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其丈夫率先从事运输业，一位村民说，他家如今已是昔阳县的首富，家里养着数十辆汽车。从村口走向村中，能够处处感受到大寨人把政治变成了商品：小店里卖的图书，大多是政治人物的传记、秘闻之类的；过去政治年代拍摄的纪录片，被制成了光碟出售；纪念陈永贵的专题片，被印了海报出售；当年那些创业者的后代，也开起了饭店，这其中包括当年的创业者本人，比如现仍健在的贾进才的爱人宋立英，就开了饭店，可惜的是我到的这天，她去河南洛阳女儿家走亲戚去了。我婉拒了一个又一个农家饭店的邀约，走到一个放着毛泽东纪录片的小店前停下了(就是这小店的女主人告诉我宋立英的行踪)。见到我有些无所适从的时候，女店主说，你知道梁便良吗？我说知道，他是当年有名的铁肩膀，当过大寨党支部副书记，女主人说，他是我公公，这里是梁便良三儿子梁计文开的饭店兼旅店。我决定在这里住下了，问她一天住宿多少钱，她说30块钱，我说20块钱吧，20块钱我就住了，她犹豫了一下，说25块钱吧，我说我只能出20块钱，要不我就到别家去了，她轻轻叹口气，说住下吧，她把我领进院里一孔石砌窑洞里，窑里有两张单人床，一张圆饭桌，白天当餐厅晚上当旅馆。

　　准备吃饭的时候，我看菜单上的菜都很贵，价格和北京中档饭店的价格差不多，挑了半天，我选了山西回锅肉、压

　　，一瓶啤酒。炒菜的是梁计文，菜端上来，我尝了尝，肉不新鲜了，我把里面的菜吃了，面点上来的时候，一尝，里面没有她跟我介绍的榆皮面什么的，不过是白面做的。把这顿伪山西饭吃完，梁计文媳妇耿春婵又引进3个客人，我说这儿是我租下来的，我要休息，耿春婵把他们带到旁边一孔窑里去了。安顿好他们，她过来跟我说，你到上边去休息吧，上边儿安静，我说行。她领着我来到东边坡上的一个小院，两孔窑，一孔由梁便良的遗孀住宿，另一孔是他们的住房，她把我安顿在这里，又赶快下去做生意。大寨的民居，都是建在山坡上，一排排的，有点儿像学生宿舍，这都是过去集体统一盖的。